田连元自传

登台即告失败

第一天登台说长书，给我留下了永久的记忆。

那天我坐在台上，身旁是父亲抱着三弦等候着给我伴奏。我用表面的镇静掩饰着自己的心慌意乱。我效仿着老先生开书前坐在台上的那种平静自然，成竹在胸的样子，实际我的心里在暗查着台下有几位观众——一共有9位，其实应该是10位，因为那一位一会儿坐下，一会儿又出去了，一会儿又进来，他只能算个未知数。他好像在等人，人来了可能一块儿坐下，也可能一块走。姑且不管他，我心里知道，今天是无论如何我也得说的，这是我迈上专业的第一步，说好说坏听天由命，终于我开口了……

如今我已想不起来当时是如何说的，但有一处说错却记得格外清楚，那就是罗氏兄弟打抱不平，打死官军闯下大祸的时候，官府中人调集队伍，捉拿肇事者：“传令官手持令箭，只见上面写着一个斗大的令字。”说出这一句以后，我马上意识到说错了，“斗大的令字”，那令箭应该有半拉门那么大了。但话已出口，无法挽回，更何况下面的观众有减无增，不断地“抽签”走人……

我的一场书说下来之后，台下还剩6个人。

我说完了这场书，如释重负……但我也得出一个结论，我干不了这一行。

下台往家走的时候，我把想法告诉了父亲：“爸，我干不了这一行。”父亲回答得很干脆：“那你干什么去？”

一句话问住我了，我真的无言可对。我能干什么去？我一无所长，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连个最低的小学文凭都没有，我真的无路可走，但我心里却是想寻找自己能走得通的路。

父亲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接着便说：“别看今天这几位观众，他们没走，就是在欣赏你的艺术。”

我的妈呀！我的艺术！我连自己说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只记住说错了一句，还有什么艺术？我知道父亲这是对我的安慰和鼓励，怕我失去信心，其实信心已经失去了。

第二天，我仍然上刀山下火海一样，心里存着六十多个不愿意登台说书的理由。

至今我还记着在津南小站镇徐记书场，我的演出“盛况”。观众最多十五六位，最少的时候三四位……

天哪！我得改行！

想改行但无路可走

想到改行时，我马上就又想到一个人，这人就是父亲的师父——马立元先生。

当时马先生是中国曲艺家协会的编辑，曾编辑出版过高元钧的《山东快书武松传》。一年前，我还在天津市内的时候，曾看到报纸上有一条“中国戏曲学校”的招生广告。从年龄学历上看，我有希望前去一拼，我曾提笔给马先生写过一封信，说明我是他徒弟田庆瑞的儿子，应叫他为师爷。我想考戏曲学校，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

没多久，老先生居然给我回了一封信，说我的想法很好，为发展新中国的戏曲事业贡献力量。他表示支持，只是考期在明年秋季，届时你可到北京来，住在我家，我再与相关部门联系一下，到时参加考试就是了。

如今我见自己说书不行，忽然想到今年秋季就是“中国戏曲学校”招考的时候了，马师爷应该来信了，不能说书，我去唱戏。我打算写封信去催问一下，孰料，没等我写信，北京马师爷处的信寄到了这里。

还未开封看信，我已经十分激动，想着内容定是让我去北京考试。可打开信封一瞧，不是马师爷的亲笔，而是其女儿写给我父亲的一封信，信中说：马老于今年夏季突发脑溢血不幸身亡，全家为此悲痛万分，如今丧事刚刚办完，全家正准备带其骨灰返回原籍河北盐山下葬。

马师爷的突然去世，使我十分悲痛，也十分意外，同时我的一个美梦也随之破灭了……

人生多少事，尽在难料中。

我并没有因此放下改行的想法。此路不通，尚有别路。不信我就非得说书。我把我的想法向我的好朋友范云倾诉。他对我表示同情，并表示愿意帮我寻找出路。

过了一段时间，忽然有一天，范云对我说：“去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歌舞团你愿意吗？”

我一听，这是一个惊喜：“当然愿意，可我怎么能去啊？”

范云说：“我的一个同学在歌舞团里当指挥，从他那里知道民乐队里少个三弦伴奏员，我向他推荐了你，并说了你是专业艺人，基本功没问题，有识谱能力。他说，可以免试专业，到团里来试用一年，即可转正。试用期每月工资33元6角，如能行，即可来团报到。”

我把此事告诉了父亲，父亲说：“每月33元6角，够你自己的生活费了，家里人呢？”

我哑口无言。此时我知道，自己的事业和前途是和家庭的整个前途连在一起的，我的前途即家庭的前途，我的事业即全家的事业，但我说书没人听，就等于没收入，全家何以生存？尽管当时父亲与搭档合作还能维持生计，我将来能挑起全家的生活重担吗？想到此，有时半夜暗流眼泪。

忽然有一天，我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看到“南京亚伟函授速记学校”有一条招生广告，言其校，函授招生，邮寄课本，半年毕业，便可掌握速记技术，有此技术可当记者，可当专业速记员，可找到工作……我犹如又看到了一线希望，于是按其地址汇款寄信。半月后，果然收到函授课本一册，辅导材料一份。于是每月抽出时间认真攻读，并练习那些速记符号，怎么用几个符号代表一句话，以及字形与符号之间的变异……学得我头昏脑涨，出门转向，而且初期入门尚可，待到函授学校来函说老师定期要到天津市内某地当面授课时，我便傻了眼，我在天津南郊小站天天面对寥若晨星的观众，在煎熬说书。父亲怎么会让我去天津市内听函授速记学校老师讲课，他连什么叫“速记”都不知道。我就是说也无用，只好又一次作罢。

好像是老天爷看到我心灰意冷到了要绝望自杀的程度，怕我出事儿，于是当我们转换演出场地到了津西杨柳青的时候，我的说书情况便有了点起色。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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