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阔成的广播电视情结

 算起来,评书家袁阔成先生从8岁学艺,14岁登台以来,至今已经从艺60多年了。而在这漫长的演艺生涯中,他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与广播电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袁先生与广播电视算是结下了非常深厚的情缘。最近,就这个话题,我曾连续两天抽时间采访了袁阔成先生,可谓是受益匪浅。 

袁阔成录制电视长篇评书《碧眼金蝉》
 
  第一次采访袁先生是在中央电台的咖啡厅进行的,也许是受当时周围环境的影响,我感觉我们交谈的气氛过于严肃。虽说如此,但袁先生那风趣幽默的语言还是偶尔会带出一些浪花。面对我的采访机,袁先生娓娓道来。
 
录制长篇电视评书《薛刚反唐
 
   “评书这种传统的口头文学形式之所以流传至今,主要是其寓教于乐的特点而受到人们的喜爱。这中间,说书艺人经过了一个从书场到剧场;从剧场走进广播;再后来又上了电视,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逐步升华的过程。这几个过程从书目选择、演播技巧以及对演员的要求等众多方面也都不一样。所谓不一样,是指演员在有意无意之间的一种变革。说实在的,刚开始录广播电视的评书,对于演员来说也是一个逐步适应磨合学习提高的过程。过去在书场说书,演员只要清水脸,把脸刮的干干净净,头发梳整齐就行了,这也是对观众的尊敬。可现在上电视再这样就不行了。不仅要有整套的化服道、灯光布景,而且说书的时间标准严格,演播内容要引人入胜,语言要生动精练等等。照搬你在书场上的那一套根本行不通。要不怎么有“宁演八场,不录一讲”的说法呢。我从1950年就开始在电台播讲现代书《小二黑结婚》,以后又播讲过《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等不下十几部。在演播过程中遇到过很多困难,我这个人好跟自己较劲。备书时下功夫,生活中注意观察,总是想方设法要把一些现代词汇巧妙贴切地用于我的书中,让听众听着既开心又有所得,而且尽量争取达到与书中的故事产生共鸣的效果。广播评书有它的特点,那就是听着随意,不受时间地点的束缚。不管你是洗衣服做饭干杂事,都不耽误收听。如果书好,演员讲的精彩,还能给人带来无尽的遐想空间。往往你在书场表演中的一个精彩亮相,会带来观众的一片喝彩和掌声,可在广播中,因为听众看不到你的表演,这短促的几秒钟亮相,听众就会以为你把词给忘了。所以这就对演员的功力及适应性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我说书就是抓住一个“魂”字,我始终认为,说书不把书魂给说出来,那怎么能打动听众呢?”
 
记者采访袁阔成先生
 
  话题转到电视评书,袁先生说:“我涉足电视可能还比较早,大约于1962年开始在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录制节目。 当时录的全是小段。第一部录的是《萧飞买药》,后来又录了《李自成》。过去电视录像设备不像现在这么先进,好几台机位一架,机器一打点就走,出了错景别一换改起来也方便。那时可不成,你说错一句,导演就得吓趴下,因为一错全得重录。我记得第一次录像时,我课备得原本挺扎实,可经不住导演一番叮嘱,弄得我倒不自信了。导演说:‘您最好是一气哈成,尽量别出错,错了弄不好还得重来。’他不说还好,他这一说我倒紧张了。本来我一说起书,精气神一来,就像奔腾流水一样地往外涌。可这回小灯一亮我就冒汗,我怕说起来出现倒音倒字的情况,结果一紧张还是保不齐就会说错。这一错就全停下来了。后来弄得我都有点发怵的感觉了。但万事开头难,经过这么几次反复就慢慢适应了。当时只感到录电视评书的要求比较高,但就是没意识到这种艺术形式实际上正处在一种升华的过程中。通过这种现代化的手段,不仅能使更多的观众看到,还能够将其永远的纪录下来。既能反复播放,也能当做影像资料得以永久保存。现在回过头来看,尽管当时电视还不发达,但是这些作用却是实实在在不容质疑的。”
 
袁阔成在官渡古战场
 
  我是听着袁阔成先生演播现代评书成长的一代人,后来又有幸与他在电视评书的创作中多次合作,所以对他与广播电视的情结还算是有些了解。我知道他虽然擅长于传统书目,像《施公案》、《水泊梁山》、《封神榜》等都是他拿手的绝活儿。然而,他却又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开现代评书之先河。50年代曾为此受到人民政府“推广新内容”之表彰。像《野火春风斗古城》、《暴风骤雨》、《红岩》、《赤胆忠心》、《林海雪原》、《旋流》、《敌后武工队》等现代书目均以其新颖的表现方式和人民大众息息相关的现实生活内容,通过广播为广大听众所接受,在当年曾风靡一时,被誉为评书之精品,整整教育影响了一代人。特别是80年代,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前后共花费了5年的时间录制了365讲的长篇巨著《三国演义》以古书新说的形式,为传统书融进了现代词汇,使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他播讲的《三国》演技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是他艺术道路上辉煌的顶峰。当时上到中央领导,下到平民百姓都有他忠实的听众。并且他也通过广播评书的艺术魅力结识了许多朋友,王震将军就是其中的一个。我曾听说王震将军虽然是通过听广播与他交上朋友的,但却为他的评书上电视也给予过大力支持与帮助。为了解一些这方面的故事,正好借这次采访的机会听他讲讲。于是第二次采访我就直接了当地提出了我的要求,也许是换了一个采访环境,在一个普通招待所的房间里,袁先生一改初次那种严肃的口吻,以非常放松和兴奋的口气侃侃而谈。
 
录制评书《三国演义》选段
 
  “在中央台录制《三国演义》时,我有幸数次到王震将军家里听他的教诲,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和帮助。王老说:‘毛主席在马背上看《三国》,并指示我们也要看《三国》。’王老读了《三国》,在一次敌军重兵包围,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之下,利用诸葛亮的战术,不仅从重围中杀了出来,而且还重创了敌军。在陕西五丈原一带,王震将军的这段战斗经历在当地广为流传。后来为了说好《三国》,我们还曾到三国故事的发生地进行过实地考察。特别是到了五丈原的落星乡,当地的一位老乡对王震将军这段战斗经历特别了解。考察组把他请来后,我真是激动不已,热情地为这位老乡点烟。正好被李程导演给抢拍下来了,这就是那张照片。
  袁先生说着从一本书中取出了一张照片递给我。虽然这张照片可能由于抢拍的原因焦聚不太实,但看得出来袁先生对照片的那种特殊情感。这里面包融着他对王震将军和熟知王将军战斗经历的这位老乡的一片深情。话题又再次转回到王老在广播电视评书中对他的帮助和教诲上,袁先生闪着激动的目光,又快语连珠地说起来。
 
记者同袁阔成先生在评书录制现场
 
  “有一次我到王老家作客说起《三国》的创作,谈话中王老情绪逐渐高涨起来,他突然一指电视:‘唉!你怎么不到那里说去呢?’ 这一问,我也乐了。我说:‘不是我想说就能说呀,再说我现在也忙不过来,那录音还没完呢。’当时正好王老的一个干女儿在场,她也说道:‘那不是他说了算的,人家得安排。’王老问:‘那谁说了算呢?’‘那得艾知生说了算。’王老提笔就要给艾知生写信,我赶忙给按住了。我说:‘您别写!’王老问‘怎么啦?’我说:‘您这一写,就好像他不给我录,我上这儿来告状似的,您这不是把我给搁进去了吗。再说人家艾部长心想,我是不给你录,还是你跟我说过我不录,你没事儿上王震同志那儿去说什么呀?’王老听后点点头:‘噢,是这样,你先接着录电台的书,等到会上我再跟他说。’就这样,上电视的事就埋下了这么个伏笔。接着,我们又说到三国的赵子龙。王老是特别欣赏和喜欢这个人物。他称赵子龙是一名真正的儒将,中华民族许多优秀的品德都体现在他的身上:奉公守法、知进知退、安排什么工作就干什么,任劳任怨,从来没闹过情绪。最后,我一句话给大家全说乐了。我说:‘您说了这么半天,我明白了,敢情赵子龙就是1800多年前的雷锋,整个一个赵雷锋。’我这一说逗的王老嘎嘎的笑起来。后来,王老还给我们说,《三国》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三国归一统的大结局,鲜明地表现了中华民族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反对分裂,统一祖国的强烈要求和光荣传统。
 
  这时,在场的营口电视台的李程同志也介绍了王震将军希望袁先生录制电视评书的亲身所见。李程曾经担任了袁先生两次录制广播电视评书《三国演义》的导演。第一次是80年代中央电台录的广播评书,第二次是90年代北京电视台录的;也是前一阵儿在BTV每晚播出的《三国演义》。李程说:“王老确实特别喜爱赵子龙,他当时建议袁先生能把《赵子龙》单独录成一部电视评书。袁先生说:‘赵子龙这个人物确实挺好,写的太完美了,但是这个书不太好说。’王老说:‘你能说!’袁先生说:‘确实说不了!’王老坚持说:我说你能说,你就能说!’这样,这件事就这样定了下来。”
 
  袁先生接着说道:“这还不算,后来王老还让他女儿帮助为这个事拉赞助。经过我们的努力,终于把《赵子龙》搞出来了,共录了27集,定名为《长坂雄风》。而且先是由李程执笔出了本书,王老亲自题写了书名,由天津百花出版社出版。接着,中央电视台为此也非常重视,又把《赵子龙》录成了大约40讲的电视评书,这以后我还给中央电视台录了《夜话三国》。为了使书录的更加生动,充分发挥电视的优势,王老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和要求。中央电视台还组成了一个摄制小组前往三国故事的发生地。一个多月时间,我们是下了火车上轮渡,下了轮船转汽车,先后到了湖北、四川,去了长坂坡、荆州、白帝城等许多地方。在一些三国遗址,我实地说起了三国故事,那真是别有一番情趣。这次三国故地行拍摄了三部专题片均取得了较好反响,并为此获了奖。可这趟也给我累趴下了,休息了好一段时间才缓过来。但是话又说回来,出去这次也真是长了不少知识,对后来录的书有了不同寻常的切身感受。电视评书的录制,除了我前面说的60年代初录书时出的那种问题,30多年过去了,即使今天录书也还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就说后来在北京电视台录《三国》来说,有一次录像,我说的很投入,但不知不觉地随着情节的不断深入,我突然感到跟我备课的内容不太一样了。这时,我一琢磨怎么好像我把下一集的故事提前说起来了?于是我停下来一问时间,敢情原本20分钟一集的节目,都已经录了将近半小时了,整整超了8分钟。原来摄像、导演等工作人员全都听出了神,忘记了掐时间。为此大家全笑了,把我也给气乐了。”
 
  “电视评书录好了确实不易,据电视台的同志介绍,根据科学的论正,人集中精力地看电视比较单一的画面时间不过7到8分钟,你再说长了,人家看的眼睛发酸不爱看了。因为评书无非就是全景、中景、特写这么几个画面。所以你要想让人爱看,就得下心把书说的精彩,要以情动人。此时此地,彼时彼地为什么这样或那样?要扣人心弦,一讲书一定要有一个中心,要给人家一些东西,不要浪费人的时间。说书难也就难在说出书的魂魄来。” 
 
  最后,在我执意的请求下,我请袁先生谈谈对评书艺术发展前景的展望。袁先生思考了一下诙谐地说:“要我说呀,只要有外交部存在就有评书。人总得说话吧,谈判离不开说话,话说的不明白,谈判肯定也谈不好。评书作为一门语言艺术尽管它的发展前景不容乐观,但却还会占有一席之地的。老祖宗留下的话说的好:话是开心的钥匙。你做什么工作也得去谈话,你得去讲。只有把心交给人家,别人才能把心向你敞开。夸张点说,评书就是一把钻石钥匙。它能够开多少把锁呀?容易吗?但是事情得辩证的看,反过来,我为什么又说这门艺术这么沉重呢?我自己都感觉背着一个大包袱,压的我都快喘不上气来了,越挣绷还越觉得沉。后来我悟出点道理来了,什么事要是说的太明白,反倒糊涂了┅┅”
 
  说完这句,袁先生哈哈地笑了起来。接着他又说道:“实际上,我说的什么意思呢?评书要发展,必须要与社会的发展同步。都说不破不立,但破的一定要超过立的才行。我老说,‘出必告;反必面;将上堂;声必扬’这些在论的老祖宗留下的名言,至今指导着我们怎样做人和如何做人?你出门办事得跟家里人打招呼,回来后也得言语一声。前一句是对年青人而言,要养成尊敬家长的良好习惯。那么后一句话更是体现了人的休养和礼貌。上哪儿办事,你要敲门打招呼,人家答应了,您再进去。要是没这习惯,好吗,人家那儿正数钱呢,您推门就进,整个有侵害人家隐私权的嫌疑。这能行吗?所以说古人给我们留下这些至理名言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可不能轻易丢掉。” 最后,袁先生向我谈了他的近况,他正在为评书与网络联姻的工程做积极的准备。他认真的说:“现在是信息时代,评书虽然是传统艺术形式,但要与时俱进,就要让这种艺术形式更多地反映新生活、新内容,只有这样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我听后感慨万分,袁先生几十年来与广播电视结下了深深的情缘,如今他要走进网络,相信他会把他衷爱的评书艺术事业传播的更远、更广。
袁阔成评书精选推荐
三国演义 平原枪声 敌后武工队 野火春风斗古城
烈火金刚 西楚霸王 林海雪原 三气周瑜
楚汉相争 封神演义 彭公案 暴风骤雨
金钱镖 红岩魂 薛刚反唐 水泊梁山

上一回:袁阔成与《三国演义》
下一回:评书是严肃的艺术